褚时健先生今天去世了。我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对他的精神表示过敬仰，期间我也有朋友去过褚橙庄园拜会过他，说褚老身体每况愈下。再牛逼的人，也有离开的那一天，但是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也曾恐吓着褚时健让他觉得做人无趣味，他也曾流泪，也曾心酸，但是他一生依旧保持事业激情。谨以此文悼念这位猛人。希望大家不以年龄自我限制，永远努力，奋斗。

  90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爸白衬衫口袋里面常放着一包红塔山香烟，这包香烟和他的大哥大一样，是社交场上的装逼神器。据说当时做生意的找领导办事，裤兜里都是一边一包烟，一包杂牌自己抽，一包红塔山敬领导，这样事情绝对有希望能办成，偶尔有人一时糊涂，手掏错了位置，事情就基本傻逼了。这烟是一个叫褚时健的人做的，他是我心中中国最牛的企业家。

  失去父亲

  褚时健生于1927年12月14日，农历腊月初一，属兔。父亲叫褚开运，母亲褚王氏。褚时健从小生活的家乡是云南华宁县矣则村，村后有一条滇越铁路，从昆明到越南海防，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，因为轨道间距只有1米，被称为“米轨”，局部路段居然现在还在使用，主要用于货运。

  当年这条法国人建的铁路上跑的火车是米其林牌火车（没错，就是那个米其林餐厅的米其林），车轮不是钢轮而是橡胶轮，时速竟然可达100公里。褚时健一家人的生计，主要就靠这条铁路，他父亲褚开运从事木材生意，从山上收购木材，卖到个旧锡矿。这是个跨界的生意，到山上收购木材是个辛苦活儿，跟锡矿谈买卖是个技巧活儿，搭火车押木材跑铁路则是个冒险活儿。褚开运靠辛苦、冒险和商业技巧养家糊口。

  抗战爆发后，滇越铁路一直是极为重要的抗战生命线，因为我们从国外买的军火主要从这条铁路运到国内战场，可以想见日军有多想破坏这条铁路，仅仅在1940年就轰炸了这条铁路669架次，褚开运因为要养家糊口，即使打仗也还冒险在铁路上跑生意。1942年的一天，褚开运在一个叫巡检司的车站，被日军飞机轰炸负重伤，在家养了一年伤后去世，褚时健那时还不到15岁，一下子长大成人，他一辈子关于离别、关于责任、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，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  酿酒大师

  褚时健是家中长子，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他要承担家中生计。褚家有个小酒坊，褚时健一生对事业的经营，都能回溯到少年时，在自家酒坊烤酒、经营时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特点。

  褚家的酒坊只有1间房，1个灶，120个用于发酵的瓦缸，每次酿酒要用700多斤苞谷。传统烤酒分为几个步骤，泡苞谷、蒸苞谷、放酒曲发酵、蒸馏、接酒。

  褚时健先要把700多斤的苞谷，一袋一袋扛到酒坊里面的水缸，母亲把苞谷用水泡上，苞谷泡软了吸足水分后，再放到甄子里蒸，要连续蒸十几个小时。蒸苞谷这个步骤很关键，因为这十几个小时，锅里要一直有水，灶里要一直有柴，得有人一直盯着，因为水烧干了苞谷就会糊，柴火烧尽了苞谷不会熟，这都会导致烤不出酒。

  通宵不睡显然不可能，但是睡又容易睡过头，褚时健算了一下时间，一锅水烧干要2小时，于是他就靠在灶边墙上浅睡，每两小时醒一次添水添柴，他从来没有把苞谷蒸糊过，他们村同样烤酒的大人都做不到。褚时健这个说几点醒就几点醒的本事非常神奇，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还是这样。

  说到为啥有这种自制力，多年以后褚时健接受黄铁鹰采访时，说“我爸爸死得早，我看我妈妈一个人在田里干活养活我们四个弟妹，太辛苦，我不想让我妈妈这样苦”。说的时候，80多岁的老人眼眶里仿佛还有泪水。

  大耗精力的蒸苞谷完成后，就到了需要技术含量的发酵。把蒸好的苞谷拌上酒曲，放在发酵箱里，发酵后放到瓦缸里糖化，最后蒸馏出酒。烤酒师傅只是告诉褚时健，发酵的时候要关门，但为什么要关门，没说。褚时健发现，夏天和冬天发酵的情况不一样，靠近灶边的发酵箱，发酵程度总是会好一些，酵母菌长得好，出酒率高。靠近灶边的瓦缸糖化结果也会好一些，比靠门边的瓦缸出酒率高20-30%，几次烤酒之后，褚时健就开始把灶台里烧剩下的柴火放在破铁盆里，摆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和瓦缸边上，让酒坊的温度一次性升高，从此出酒率大增，别人3斤苞谷烤一斤酒，褚时健2斤半苞谷就能烤一斤酒，而且质量很好，清凉不浑浊，用提子打酒的时候，酒沫能马上盖上来，这种酒就是45度以上的好酒。

  酒烤出来，褚时健再挑着酒到离家14公里外的小车站去（14公里挺远的，不信我们空手走14公里试试），每次褚时健都根据上一次卖酒的情况，调整一下这次带酒的数量。每次带的酒稍少一点，理由是东西少，大家喜欢抢一抢，这次卖得快，下次人家还等着他的酒。每次卖到最后，酒的成色下降了，褚时健就把价格往下降一降，迅速卖完。这样大家还会说他公道，下次还买他的酒。

  褚时健靠烤酒，让家中的日子过得稍微安心点，还能负担自己和弟弟妹妹的学费。这个烤酒过程，非常能体现褚时健日后做事业的特点：第一，体能和精力全部投入，能干能熬，能扛700斤的苞谷，能每两小时醒一次照顾灶台，能挑担走14公里去卖酒。第二，有快速学习能力，可以通过观察和总结找出事物规律，一次次的改进生产效率，大幅提升烤酒的产量和质量。第三，会做生意，懂得饥饿营销，懂得给客户让利，懂得口碑营造。第四，有经营意识，700斤苞谷要烧1500斤柴火大概能出280斤酒，苞谷多少钱柴火多少钱酒能卖多少钱，褚时健每一笔都算好记好，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，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区别？

  褚时健说“搞物质生产，就是消耗要低，质量要好，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，不管什么事，你要先搞懂才做，不懂的事，先向别人学习，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。闷头做事不动脑子，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。不要以为流点汗水就可以了，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。”

  因为烤酒，褚时健开始了解自己，很小他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是比别人要做的好，只要做事，把事情做好，自己就会快乐，就会有成就感。

  血泪底子

  褚时健后来在堂兄的影响下，1944年到昆明求学，彼时西南联大还在昆明，共产党很活跃，褚时健思想逐渐左倾，1949年开始扛枪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），上过战场，开过枪，扔过手榴弹，杀过人，也差点被人杀，经历过生死。

  云南解放后，褚时健被分配到地方政府工作，征粮、土改、党校、人事科，办事能干，口碑绝佳，但褚时健为人民服务之路蒸蒸日上之时，1958年被打成右派，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，挣扎、苦干、挨饿、水肿、痛苦、迷茫、绝望，褚时健差点因为严重的疟疾死掉，也差点在捞木柴时淹死在元江里，所幸他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和他在一起，苦挨过了那段艰苦岁月。

  褚时健说自己经历过战争，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改天换地，内心有血和泪的底子，一句话，心里有谱气。从来没有把自己打倒过，别人要打倒你控制不了，但自己可以做到不把自己打倒。这种《老人与海》的心态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  制糖大师

  1963年，脱帽右派褚时健到新平曼蚌糖厂任副厂长，时年35岁。这个生产红糖的糖厂，有200多个固定职工，亏损多年，职工待遇差的难以想象，工资只能发5个月，其他时间大家只能靠帮人打短工过活，比如扛木材、盖房子、修路，磨米，替人倒班等等。褚时健在厂里观察了一个多月后，开始改造这个糖厂。第一步居然是“敲锅”，因为熬糖的大铁锅长年烟熏火烤，锅底四周被泥巴和锅垢糊了厚厚的一层硬壳，只有最底部的一小圈能受热，敲掉锅垢后，减少了木柴消耗。第二步，是改燃料，由于亏损，糖厂烧锅用的一直是最便宜的褐煤，但便宜没好货，这类煤结构太松，没有燃尽就掉了下来，50%都浪费了，褚时健让工人把甘蔗渣晒干作为燃料使用，使燃料消耗大幅下降。第三步，增加了榨糖机的滚筒，褚时健发现原来的三个滚筒根本没有把甘蔗里面的糖榨干净，加到了3组9个滚筒，让出糖率增加了不少。

  就这三步，褚时健就把永远亏损的糖厂扭亏为盈，当年利润11.7万。后来每年盈利30万元，新平县的主要财政收入，都靠这个糖厂。

  褚时健每年从利润里拿出3万元做技术改造，甚至不惜派技术人员坐飞机到福建去学习榨糖的技术（那时是60年代啊！）。他们发现，福建的白糖厂会往甘蔗渣里喷温水，把糖洗出来再榨，于是有样学样，让出糖率上升到了12%，但又发现加了水的糖汁要煮干，燃料消耗也相应的增大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褚时健某次去一个白糖厂，发现人家的煮糖设备用的是真空密封蒸发罐，加热到68摄氏度就沸腾了，然后用自己的蒸汽再循环加热，燃料能节省了不少。

  但这套设备是生产白糖用的，价格不菲，褚时健挠头之际，他发现这厂子后面山坡上丢了几个拆下来的破铁罐，就问人家免费要来，回厂修好，用真空锅煮红糖，原来生产一斤糖用5.8斤燃料，改进后一斤糖只用0.8斤燃料，而且红糖质量大大提升，颜色更加光亮，单价也相应提高了。

  彼时褚时健已经很重视制糖原料，想方设法提高甘蔗的成长质量，他建议蔗农将甘蔗疏叶，使得甘蔗的含糖量上升。他让技术员为蔗农修理农药喷雾器，一家一家检查，说好话，让蔗农及时喷药除虫。他为甘蔗地修路，让生产队能开垦更多的荒地种植甘蔗，他甚至用甘蔗渣烤酒，作为奖励再卖给蔗农：谁种的甘蔗多，就多卖酒给谁。

  褚时健强调，作为一个企业领导，业务要过关，不能光会管人。有一次糖厂的锅炉突然坏了，要去城里找师傅来修，一来一去好几天，堆在边上的甘蔗肯定会坏掉。以前厂里都习惯了，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，什么事都是拖着办，能办好就办好，办不好就一直拖着。但褚时健亲自钻到刚熄火不久炉温还很高的锅炉里，几分钟后浑身大汗头发烧焦的出来，锅炉被修好了，因为他之前刚刚和技术人员一起改造过一个旧锅炉，弄懂了锅炉的内部结构。

  还有一次修烟囱，厂里派了两批人去昆明都买不到耐火砖，褚时健亲自去，耐火砖厂的人不耐烦的说你们的人来过了，我们没有砖，但褚时健发现耐火砖厂里还有一些废品砖，就用极低的价格买来，正常的锅炉烟囱砖缝是2毫米，这些废品砖砖缝会到3毫米，但由于褚时健熟悉锅炉，认为砌的时候用点心，不会影响效果，这个烟囱砌好后，一直用了30多年。

  褚时健十分重视工人的生活，因为那时大家工资都很低，也不让发奖金，褚时健只能把福利搞好，他抓住毛泽东发表的“五七指示”的机会，成立副业组，将河滩土地深挖改造，把厂里猪圈的粪肥施到地里，菜不仅长得水灵，而且产量很大，外面3角钱一斤都买不到的菜，厂里3分钱卖给大家。过去糖厂也喂几头猪，但那个时候人都吃不饱，没粮食给猪吃，猪也长不肥，褚时健一养就300头——他发现熬红糖时漂在糖汁上有一层杂质，因为有很多渣会影响口感，这些杂质都会被丢掉，但这些渣里面是有糖分和营养的，褚时健叫工人把这些渣留着；又用甘蔗酿的酒，换了细米糠，把糖渣和细米糠拌了给猪吃，对猪而言，这就是米饭上撒白糖呀，爱吃极了，300头猪，每只都能长到两三百斤，糖厂每周都杀一头猪，只要5毛钱，就能用浇菜用的大铝瓢打上满满一瓢肉回去，那时北京上海的市民都没这待遇。工人们都不爱自己做饭了，都到食堂去买。

  褚时健在糖厂做副厂长工作了16年，利润年年增加。彼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，大家都在混日子，得过且过，而且造反派还分成两派，互相斗来斗去，谁赢了谁就上台当家。但褚时健从来不混日子，无论是将榨糖的工艺精益求精，还是利用一切政策缝隙改善工人生活，他都有一个手艺人心态，总觉得国家给个平台让他做，怎么都得把它做好，不然心里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活着的每一天，把每件事情做好，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，就不白白过这一生。

  烟草大师

  1979年褚时健彻底平反时，已经51岁了。玉溪地委给了褚时健两个职位，一个是塔甸煤矿，一个是玉溪卷烟厂。一开始褚时健想去塔甸煤矿，因为煤矿在大山里，可以打猎，还可以上山拾菌子，而玉溪卷烟厂是文革中出名的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，人事关系非常复杂，褚时健视为畏途。但是马静芬坚持反对再到山里，因为她想儿子褚一斌去大点的地方受教育，于是褚时健最终决定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。

  玉溪卷烟厂那时机构臃肿，生产力低下，生产的红梅、红塔山等品牌都是云南的中下等烟，年产量低，而且大部分还积压在库房，因为香烟质量不佳，烟丝质量差，长短不一，烟梗较多，烟叶成熟度不够，缺乏烟叶固有的香气。一包烟很多只有十八九根，一条烟有时只装了9盒，卷烟用的纸张薄、脆，轻轻一按就裂开，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。玉溪卷烟厂的工人也处于消极状态，车间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干活，其他人要么围观闲聊，要么就打盹儿，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，甚至越卖力生产越积压。烟厂工人收入，只有其他厂的一半，男工人很难找对象。褚时健总结，那时玉溪卷烟厂的车间是跑、冒、滴、漏，员工是软、散、懒。

  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底定江山的三板斧是：第一步，通过1979年国营企业统一调薪的机会，按照生产成绩，把重要生产部门的职工的工资上调了，这期间他扛住了职工们一次次的堵门、吵闹，最终的方案让大家服气；第二步，又是修锅炉，车间维修工说要修40天，褚时健亲自上阵带着大家修，连续奋战三天，居然把锅炉修好了；褚时健一再说的一个观点是，一个工厂领导，业务一定要好。如果不懂技术，不了解工艺特点，即使能力再强，也只会盲目指挥。第三步，在地委党委的支持下，调走了对权力非常在意但对生产毫无兴趣的党委书记，并对领导班子做了大调整，确定了褚时健的最终决定权。

  关心员工，懂专业，事权集中，这是褚时健一切的开始。

 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褚时健开始改造玉溪卷烟厂。他先是一次次的找省轻工业厅领导，要求贷款261万买英国先进的烟支卷接机MK9-5，然后再通过算经济账说服厂里的领导班子愿意贷款买机器，MK9-5买来后又做了50多次小改进，每次都成功，让玉溪卷烟厂的技术提升了好几个台阶，MK9-5买来后两个多月全部投资就收回了。

  褚时健还推出了“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”政策，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，很快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就上来了，从“上班要人喊，出工不出活”变成“早来晚走，争分夺秒”。1982年上缴利税达到1.824亿元，这是玉溪卷烟厂前所未有的成绩。

  1984年，云南省计委和轻工业厅开了一个会，会议主题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，改善云南国企技术落后现状，所需外汇可以通过贷款的方式获得，褚时健争取到了1000万美元的额度，后来由于其他卷烟厂害怕风险不敢多要贷款，又空出了1300万美元的额度，褚时健和总工程师李振国，就在会场边上的饭馆里，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，在桌子上算账，如何追加贷款如何还账，写了一桌子，觉得靠谱后回到会场，告诉领导他们要2300美元的额度。由于这要求太过逆天，计委领导迟迟没有同意，最后经过褚时健的四个月时间的反复争取，最终云南省把全省的外汇2300万美元集中起来，全数交给玉溪卷烟厂，从英国、意大利、日本引进了45台卷接、卷包、制丝生产设备。

  虽然有了国内所有烟厂里最豪华的设备阵容，但是褚时健更重视烟草的质量，他认为是“三分设备，七分原料”。褚时健请了美国烟草专家考察当时玉溪地区的烟叶种植，美国专家觉得云南气候条件得天独厚，昼夜温差大，非常适合烟叶生长，但是有三大缺点，第一，烟叶成熟度不够就收割了；第二，肥料结构错误且营养不足；第三，种植密度太大，光照不足。

  褚时健一向认为，烟田是烟厂的第一车间，于是他去美国烟叶种植大州北卡罗来纳州考察。褚时健能在烟田边上一待一天，把能想到的问题问个遍，他发现美国烟农在种植期间会定期监测土壤中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，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补充微量元素和施肥。他还发现当地所有烟农都有一本详细记录烟草种植方式的小册子，具体到种植烟草的株距行距，每月根据温度不同的浇水量，收割时候的各种指数等等，褚时健如获至宝。

  回到国内后，褚时健根据从美国学到的烟农种植手册为范本，请了科委和农科所的专家制定了“十条规范”，最后这个规范扩展到了二十多条，从量地、整地、植株间距到肥料比例、生长期等，每个环节事无巨细的作出规定。土地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诚心回报诚心的事物，很快玉溪卷烟厂2000多亩烟草试验田获得巨大成功。

  玉溪卷烟厂动用大量资金改造土地，改善种植环境，给烟农较高的补贴，先进的烟草种植经验被迅速推广，农民们开始把株距行距拉开后，烟叶长的竟然比以前大了两三倍，农民也开始根据云南的泥土成分，多施氮、磷、钾肥。本来大家都是在8月份收割烟叶，现在等到9、10月份才收割，大家发现直到这时烟叶才有更醇厚的香味。一举解决了当初美国专家所说的三大缺点。

  褚时健对好烟叶有一种迷恋，有次他看到路边有一片烟田，因为长势喜人，就让司机停车下来看，而且后来每次路过都去看。当时国内烟叶的标准是要金黄、平滑、像绸缎，长斑点的就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烟叶，但褚时健从美国人那里听到，好的烟叶足够成熟就该长老年斑，摸上去要有点硌手，但弹性还得有，他通过对这片烟田生长的跟踪，发现还是美国人说得对。褚时健仅仅花了两年时间，就把烟叶种植质量追上了他心目中的旗帜：美国。

  烟叶需要有一个3年的自然醇化过程，褚时健1985年开始种的好烟叶，1987年开始爆发巨大能量，优中择优的烟叶，世界一流的设备，有效的劳动管理，让玉溪卷烟厂营业额、利税、利润等硬指标成为中国行业第一，红塔山成为全国畅销名烟，超过了红中华，成为当时香烟首选品牌。1995年，玉溪卷烟厂利税达到228亿元，甚至超过当时很多贫困省一年的利税额。

  褚时健说，不管在什么阶段，在什么年龄，我都在全心全意的做事，一个人不虚度时光，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，人生才有价值。无论做哪一行，产品质量都是第一位的，产品质量不过硬，单靠宣传或者优惠，人家上一回当，第二回第三回就肯定不上了。烟叶的质量，决定了卷烟的质量，农作物这个东西，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风格，你尊重它的生长规律，按规律办事，认真对待，一定会有好回报。

  飞来横祸

  1994年底，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阎建宏，由于收受巨额贿赂被审查，查出其利用职权拿了1000件红塔山香烟批条（1件50条，1条出厂价55元，市场上能卖100多元），转卖分了40万的事。于是1995年初，国家审计局到玉溪卷烟厂深度查账。3月，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林正志案发，他曾用几盆昂贵的五针松盆景和玉溪卷烟厂换了一些烟，这都是当时政策法规不允许的，牵涉到了褚时健妻弟和妻妹，5月份这两位褚时健的亲戚被带走，舅舅阿姨出了事，牵涉到了外甥女褚映群，于是8月份她也被带走，9月份，作为玉溪卷烟厂绿化科长的马静芬也被警方带走。

  褚时健儿子褚一斌流落异国他乡，几次想回来共赴家难，但身边的朋友们都坚决不让他回国，这可能是对的，因为12月，他姐姐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，去世的时候只有39岁。褚时健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痛哭失声，这是他成人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。但组织上依然让褚时健在岗位上工作，还让他担任了红塔集团的董事长。

  褚时健人前坚强，人后凄惶，1996年中秋节，褚时健妻子马静芬已经被带走一年，律师马军去探望褚时健，看到褚时健独自一个人半躺在床上，卧室里的电视开着，但他显然没看，也没睡着，看到此情此景马律师都快哭了。调查组对褚时健的调查是漫长的，有一次他们去一个烟田种植村，询问一些关于褚时健的问题，道别时村主任说，“同志，本来你们这么远来应该请你们吃饭，但你们今天这个意图，我们就不想请了，褚厂长是个好人，你们莫整他。”

  1996年12月，褚时健被监视居住。1997年6月，褚时健被移送司法机关。被起诉的罪名是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。贪污罪的原因是褚时健和几个厂领导从小金库里分了300多万美元，自己拿了174万美元，这还是褚时健自己主动说的，后来算自首。褚时健供述的原话是“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，我就要把签字权交出去了，我也苦了一辈子，不能就这么交签字权，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，不能白苦。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，还对罗以军（红塔集团总会计师）说，够了，这辈子都吃不完了”。

 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，是几个港商朋友曾去褚时健家拜访，看到实在寒酸，就送了他400多万，褚时健觉得自己和这几个人没有输送过什么利益，算是朋友间的来往，就收了这笔钱。褚时健做了17年的烟草事业，实现利税991亿，但他17年领的工资一共不到80万，每年平均4.7万。

  1999年1月，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他当然希望判刑能少一点，但不愿意乱说话，“不减就不减了，咋个说我不能冤枉人”，检查机关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线索，因为从他手上拿过香烟批条的“各路神仙”可能不少，但70多岁的褚时健放弃上诉，开始服刑，他仍是好汉一条，跟来看望自己的老家矣则村村主任说“搁球不住”，意思是我心里才不放这些事情。

  褚时健被安排做监狱的图书室管理员，这让我想起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监狱因为褚时健在很是兴旺，好人缘不会因为人走茶凉，每天都有好几拨人来看他，除了带烟带水果，还给钱，褚时健随手就放在书架上，后来出狱时把这些钱拢了拢，居然有近100万。

  1999年褚时健被判刑后，妻子马静芬被放回家。因为指控她的罪名“投机倒把”，在新的刑法里面已经没有了，她被关了4年，最后不了了之。2001年，因为在狱中表现不错，褚时健被减刑为17年，因为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，同年被保外就医。2003年，褚时健再次被减刑，2004年，获准假释。当时舆论有些非议，褚时健说，他的减刑和保外就医都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的，按照有些人的说法，他这种情况不能保外就医，“这种说法，就有点打落水狗了。”

  褚时健不想混吃等死，想找点事做，一开始想种百合花，还想过卖云南米线，后来都放弃，因为在糖厂种过甘蔗，在烟厂种过烟叶，褚时健对土地有亲切感，也有足够的自信，于是就想种橙子。这个想法也建立在缜密的分析上，因为褚时健觉得云南的土地除了能种烟草，还适合种水果。冬天又没有什么时令水果，只有柑橘类水果，而且橙子在柑橘类水果中价格较高，储存的时间也较长。

  2001年出狱不久，褚时健在新平县水塘镇硬梁寨子，从一个频临破产的国营农场手中，租了1500亩山地，一年租金28万，租了30年，租金800多万，褚时健夫妇只有300万，其他500万还是从朋友那里借的。这片土地离褚时健玉溪的家有200多公里，开到山脚要开两个多小时车，然后还要在山地上再颠簸40多分钟才能到。

  75岁。贫瘠的山地。高负债。重度糖尿病。种植果园经验为零。褚时健开始他新的创业。

  褚橙诞生

  褚时健请搞建筑的朋友帮忙，用挖土机直接把山地改为台地，然后定点中挖、深挖，然后再人工改地，施放底肥，改变板结的土地结构。水果水果，重要的是水，褚时健花了138万，架设两条引水管，从19公里外的南恩瀑布引来森林清冽之水，可以每周给果树浇一次水。据黄铁鹰团队调查，可以满足如此灌溉频率的果园，全国只此一家。另外，褚时健还从附近的棉花河引水，把引水管附近的鱼塘扫荡般的全部承包下来，变成蓄水池，在丰水期的时候把鱼塘灌满，因为只有极大量的储水，果园的灌溉才能到到保证。这些水利设施，投入的资金达到1850万。褚时健写了一大堆借条，不少人都不愿意要，说要不是当年你帮我，我们也没有这个钱，褚时健坚持写，说帮你们是一回事，钱肯定是要还。

  有田有水之后，就是树苗，褚时健买了24万棵“2号冰糖橙”果树，这是地道的中国橙树，甜度并不太高，但是极富果香。树苗种下后，来年春天开始施肥，是早已准备沤好的鸡粪肥。有人曾看到过褚时健买鸡粪，别人都是直接拎着鸡场提供的袋子过秤，只有褚时健是把鸡粪倒出来，在手掌上捏一捏，看看有多少水分，有没有掺锯末，因为他眼睛不好，还要凑到眼前看——请注意，不是肯德基鸡腿，那是很臭很臭的鸡粪啊。

  褚时健说，我们的商业秘密就在肥料里。2003年之后，褚时健在肥料里面加了糖泥和草炭。2005年之后，加入了烟梗，这个是褚时健的独创，因为他知道烟梗的有机质含量很高，特别是钾的含量高达7%（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，现在的收获，一定是因为以前有积累，否则褚时健哪有突然就想到用烟梗的？）

  一棵树由于每年要施有机肥15公斤，果树的营养提高，土壤也开始肥沃起来。

  褚时健厉害之处在于，他从来没有学过柑橘种植技术。但是经过看书，不断在果园里仔细观察以及在现场向作业长和农户们不断的提问，仅仅两三年，他掌握的柑橘种植技术已经不亚于一些从事十几年种植的专业户。比如褚时健认为，橙子的口感不能太甜，太甜就吃不了几个，但又不能太清淡，不然就没有吃的想法。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：1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（就是微信上所说的成功的甘甜和背后付出代价的酸楚）。2005年，褚时健发现橙子的口感比较清淡，通过看书，和一些农业种植专家探讨，认为橙子的口感问题，最终要靠肥料结构的调整，最后他发现是磷钾肥少了，因为传统的橙树以氮肥为主，施了磷钾肥后，果树的生长开花和之前有明显不同，2006年，橙子的口感就香甜了很多。

  褚时健还是一个很懂“舍得”的人。他2003年种下的橙树，每亩地按照传统种了146棵树，但橙子的产量并不高，到了2006年，每棵树才长三四公斤果子，78岁的褚时健，再次拿出学习的能力和勇气，研究农业科学书籍，请教柑橘种植专家，上到中科院院士，下到云南本地有名的终成专家和能手，都曾被他请到果园请教过。

  最后褚时健认为，单棵果树产量不高是树种的过密了，于是开始砍伐果树，农民们心痛，因为再长几年就成大果树了。但褚时健还是坚持要砍，上百年来，橙树果园都是一亩地140多棵，只有到了褚时健这里，一直砍到每亩地只剩下80棵。

  几年后，果树的结果量大幅度增加，每棵树的挂果量达到40-50公斤，每亩地4-5吨，突破了国际水平。这已经是在种植烟叶之后，褚时健第二次突破国际水平了。而且果树少了，农户在每棵树上投入的精力也大了，橙子质量也提高了。

  褚时健很重视数字化管理，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。比如每棵树打多少克药，施多少克肥，边上的杂草长到几厘米以上必须清除干净，施肥沟长宽深各几厘米等等。褚时健说我必须比农民还要掌握的仔细，我如果说不出个一二三，就指挥不动他们。哪一行都是一样，你要做管理工作，首先生产业务就要熟悉，不然话说出来都不对路。

  举个例子，褚橙果园一年四季都在剪枝控梢，因为一棵修剪得当的橙树寿命超过50年，毫不修剪的可能10年也活不了。褚时健通过年复一年的看书学习，不断下手剪枝，比较在橙子生长不同时期剪枝的效果，最终他的剪梢技术甚至超过了一些专家。褚时健对一年四季的剪枝法有不同规定，而且全部数目化管理，比如在控梢的指导手册中，说嫩梢在10厘米之内必须控除干净。果园打工的农户非常佩服褚时健，说老板干哪行爱哪行，我们农村里这个年纪根本不会做什么的。

  褚时健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农户的命运，一个农户家庭负责2000多棵橙树，年收入最低五六万，最高接近十万，果园里的水、农药等生产资料都是果园统一购买，而且有配备齐全的房子，甚至还有公司给的菜地，吃菜吃鸡吃蛋都不花钱，就买点大米和油就能生活了。农民们说，外面没有像他一样讲信用的老板，从来不会拖欠钱。

  褚时健不喜欢在公司设太多人，农户和管理技术人员比例大致是10：1，褚时健认为，公司里人多了，事情就少了，人会懒，但农业是个勤行，人一旦懒，会影响很多事情。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形成公司的向心力，这是褚时健每个时期经营企业的明显特点。属下对他心服口服，因此无不对工作全力以赴。“现在我们30多岁，跟他学，做人做事都学，以后做什么事情，按他的态度去做，至少不会饿肚子。”

  当然不会饿肚子。2014年褚橙9000吨，营业额达到1.012亿元，而利润达到了令人咂舌的50%。2015年则是13000吨。褚橙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万亩，其中成熟已经挂果的3200亩。远期规划褚橙会到3万亩，2020年，褚橙的产量能达到6万吨，想想看，利润会是多少？土里自有黄金，这才叫供给侧改革。

  褚时健无论在哪个行业，总能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处，看到这个行业的症结所在。褚时健看的各种各样的农业科学书籍，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县级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普及用书，但他消化后，再和实践紧密结合后吸收。褚时健说，总会有人说“学不会”，其实，只要你努力掌握实情的规律，并且有认真、精益求精的态度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学会。

  21世纪以来，各种新经济模式、各种商业形态层出不穷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但褚时健俯下身，从土地里面寻找财富和希望，永远把自己置身于生产第一线，始终做出好东西，始终执着于传统中国人精神，认真做事，注重生产，有劳有得，这些看似简单朴素的精神实质让褚时健超越了时代的变迁，他在任何时代——解放前、文革、改革开放初期、互联网后发展时代——都取得了企业经营的成功。

  王石曾经引述巴顿将军的话，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标志，不是要看他等到顶峰的高度，而是要看他在谷底反弹的高度。但我觉得，褚时健身上的可贵之处，或者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是他强大的学习能力。

  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看到《褚时健传》，立刻想到了挑起太空火箭、电动车、太能能发电和高速列车四大尖端产业的革命的埃隆·马斯克，他以神奇的方式，一举完成了数十年来航太、汽车和能源产业未能达成的最大进展，靠的就是惊人的知识吸纳量和持续学习能力，这是他给人印象最深刻，也是最令人畏惧的技能之一。褚时健也有这个本事，同时他和埃隆·马斯克一样，也是能罕见的能够重新思考一个产业，读懂消费者，并有执行力的人物。

  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，现在的世界是发展越来越快的世界，一切都在急速改变，我们这辈子，可能需要变换好几种行业身份，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东西，可能根本用不了太长时间。我们的多年职场积累，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没有用。

  我们根本不要想象，自己可以在一个公司干到退休，甚至我们可能不会在一个行业里干到退休。我们可能再也不能拥有一种东西，叫做“稳定”，种种改变，可能都会以挫折、以被抛弃、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形式纷至沓来，怎么办呢？

  中国最牛的企业家褚时健说：“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天才，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，而且我有十分的认真态度，做哪一行就尊重哪一行的规律。学习多、了解多、实践多，心里就有足够的谱气。”

  在黄铁鹰采访的时候，总是听到别人提起褚时健的“认真”。褚时健也一直跟儿孙们强调，一个人工作、过日子都要认认真真。“莫哄人，也莫哄自己，帮你的人就会很多，你要做的事情也就顺利了。我一直对和我打交道合作伙伴也好，朋友也好，都有一个心理，那就是怕亏了人家。对得起做过的事，对得起做过的人，我能做到这两点，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。”

  在周桦十几年采访企业家的经历里，褚时健是最健谈、思维最敏捷的人。有问必答，不假思索，立即回答。快90岁的时候仍如此敏捷，令人赞叹，在《褚时健传》最后结尾，作者周桦写到“褚时健历经80多年岁月沧桑，世事流转，他依然像一个勇士般直面生活和事业带给自己的各种问题，大多数老人在他这个年龄，似乎都已经雌雄同体，仿佛人在幼时一样模糊性别，但褚时健丝毫没有这种迹象，他依然阳刚十足，当他拿起一个打火机点好自己的烟，放下打火机的那一刻，他习惯的动作是啪的一下把打火机迅速推向桌子的另一边，动作迅猛犹如后生，实际上，出生于1927年的他，已经89岁。”

  最后，祝我们89岁的时候，也这么勇猛精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