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整20年前的北京，初夏已经变得炎热。那一年的北京，很多的目光被北京西单的一座“新式建筑”吸引，那就是中国银行的新总部大楼。这座大楼成为关注的中心，其实是因为她的设计师，是蜚声全球，并被华人世界视为骄傲的贝聿铭。

  但那并不是那一年贝聿铭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连他自己也认为，那一年的6月，他做了更重要的一件事。

  6个多月后，在香港之后，将会迎来澳门的回归，天安门广场东侧历史博物馆（现国家博物馆）前的倒计时牌，每一刻都在提醒来到或者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。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，贝聿铭又一次回到了北京，那一年，他已经82岁了。

  82岁的贝聿铭决定和吴良镛、周干峙、张开济、华揽洪、郑孝燮、罗哲文、阮仪三一起在一份意见书上署上自己的名字，在梁思成之后，他们都是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界泰斗级的人物，这份意见书便是《在急速发展中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》。

  这些人都代表历史：吴良镛在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系；张开济是建国以后北京建筑中式“大屋顶”的开创者，但也因此受到过批评；华揽洪则是在新中国首都规划的设计中，提出了与梁、陈不甚相同的方案；至于罗哲文，从十几岁就已师从梁思成。

  尽管学术源流、历史角色多有不同，但在1999年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走到了一起。这份联名提出的意见书，痛陈了北京旧城保护的紧迫，并对北京旧城保护与城市发展，提出了详尽、务实的建议。这份意见书，最终得到当时决策层的批示，几年之后，它将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那一次修编，产生重大影响。

  后来有人问贝聿铭，知不知道这个意见书多么重要。他笑笑说，“我是一个美国人，回祖国一年一次，所以我的话说出来，没有什么力量。”

  2

  贝聿铭很早就认识梁思成，那可以追溯到梁思成还在美国的时候。只不过，贝聿铭很少和梁思成谈到北京，因为那时的他从未去过北京，乃至中国。在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中，贝聿铭手里拿着的，虽然是中国护照，却是旧中国的护照。

  对于后来那场几乎被铭记于历史的“梁陈方案”，贝聿铭一直要到几十年后才得以听闻。他比梁思辰、陈占祥们幸运，因为，当他开始频繁地回国时，已经是1978年以后了。在这一点上，贝聿铭是个幸运儿。

  贝聿铭第一次回国，接待规格之高，令他瞠目。尽管那时他已经是华人世界中威望极高的建筑大师，但是，他没想到，能够被邀请进入人民大会堂会见。

  在那里，谷牧接见了他，与他谈话，当时谷牧的职务，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经济工作。对于那次接见与谈话，最初贝聿铭认为只是中国领导层向外释放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，形式大于内容。然而，一切让贝聿铭意外。

  谷牧在接见谈话中提出，“能不能在长安街造一个高楼、做一个建筑物？”贝聿铭意外之余，立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他曾回忆说，“我说不行，不敢做。做了以后，将来人要骂我，人家不骂我，子孙也要骂我。”

  谷牧听后，沉吟半晌，认同了贝聿铭的态度，还补充了一句，“周总理也说过这个话”。对于那时的贝聿铭而言，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还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新闻画面，他或许并不清楚，在彼时的中国，这位两年前去世的总理，在中国人民以及领导人心中的特殊地位。

  在与谷牧的这次谈话后，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立了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和他的同仁们开始提出，北京的高楼应该像一条线，由故宫慢慢增加，从而起到保护古城风貌、文物的目的。这种思路，将在几十年后，成为北京城市规划的主导。

  3

  贝聿铭一直是没有胆子在长安街上盖高楼的，这种自我划定的“禁区”，恐怕要到大约20年后中国银行的新总部大楼时代，才有些许打破。即便如此，提及这座位于北京西单的新潮建筑时，他时常还是要补充一句，“我没有盖得那么高”。

  当时没有胆量在长安街上盖高楼的贝聿铭，选择了远离当时北京城区的地方，做一个仍然带有符号性的建筑。那里距离当时的北京城区15公里，这就是后来的香山饭店。贝聿铭凭借这座建筑，拿到了国际建筑界最著名的普利兹克奖，也让北京在那个年代，就拥有了第一座普利兹克奖建筑。

  那一代建筑师，多多少少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充分的好感。建筑师一旦获得认可后，便可以拥有巨大的、调动各方资源的权力，无论是一座建筑抑或是一个城市，当建筑师们希望把他作为自己的作品时，这种“权力”，就显得无比重要。

  从在中国转折年代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开始，贝聿铭便获得了这种权力。

  在美国和西方国家，建筑师得以施展的空间很小，因为，没有可以任他们发挥的土地和空间。但是，在中国不一样，尤其在那个年代，完全不一样。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，贝聿铭拥有的权力甚至包括选址，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建筑师，他可以决定在香山的什么地方，修建这样一个饭店。

  这样的权力，在美国，恐怕市长和州长，都不曾拥有过，何况一个建筑师？即便是贝聿铭这样的，声誉蜚声全球的知名建筑师。

  贝聿铭知道，在那个转折年代的中国首都，他可以获得这样的空间，这里的建筑可以成为他的“作品”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公共建筑而已。

  令贝聿铭更为兴奋的是，他还几乎可以不考虑经济成本，这打破建筑师们心中的另一个魔咒。作为转折年代的业主方，香山饭店对于北京和中国政府而言，也不是一座公共建筑，而是向外界传递开放、融入世界的符号。

  贝聿铭知道，天时已到，自己来对了。

  4

  参与过香山饭店规划、建设的一些朋友，曾经向攸克君回忆起几个细节，证明贝聿铭当时拥有的巨大权力。香山饭店的大门外，有一个小型的广场，当时的设计方案，地面主要是用水泥铺设，贝聿铭有一次看过后，觉得“太单调了”，“需要增姿”。

  怎么“增姿”？审美是个十分主观的审美问题，所以，所有团队都在等待贝聿铭的答案，贝聿铭最终给出的答案在当时令整个团队颇为吃惊。因为，他想到的方案，是远在云南的石林。

  石林是自然地貌的宝贵奇迹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“世界地址公园”，那里柱型岩石，给参观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贝聿铭的方案是，从石林运一座柱型岩石过来，放在小型广场是“增姿”。当时的团队，几许惊讶之后，反映出了两个问题，一是“那么重”，二是“那么远”。

  这两个问题，在贝聿铭的香山饭店“作品”上，都不是问题。最终，贝聿铭选中一个尖柱型岩石，这个岩石重达230吨，需要从远在云南的昆明运送过来，路程要跨越大半个中国。最终，通过多方协调铁路、交通运输部门，花费许久时间，这座尖柱型岩石从昆明郊外运到北京。据称，当时为了把它运到西郊，北京的很多路段，还进行了交通管制。

  几乎没有一个建筑师，拥有彼时的贝聿铭那样的权力。

  同样的事情，还发生在香山饭店铺设的鹅卵石上。香山饭店的设计方案中，有室内大厅，采用的是取意于北京四合院“天棚”的设计，同时，在庭院的地上，也要以鹅卵石铺设。这种鹅卵石，北京本地也可以开采供应，不过，贝聿铭现场考察了北京本地的鹅卵石之后，否定了这个方案。

  贝聿铭多地考察，最终选中了山东长岛。曾有人做过简单测算，用这些产自山东长岛的鹅卵石铺设香山饭店的庭院，每一个鹅卵石从山东长岛运到北京后，比当时一个鸡蛋的价钱还贵。这样的花费，在那个年代的中国，是很难想象的。

  但是，贝聿铭做到了。在香山饭店的建设过程中，甚至有176棵百年古树被腾地儿了。

  5

  那个年代，对于贝聿铭在香山饭店上获得“权力”，并非没有挑战者。不少建筑界人士写文章抨击贝聿铭和香山饭店。有人测算香山饭店的造价，按照当时的美元实际汇率，平均一个房间的造价就高达20万美元，而其他北京的中外合资饭店，平均下来单间客房的造价，在4万美元左右。

  围绕香山饭店，贝聿铭开始受到来自中国建筑界的挑战，香山饭店粉墙黛瓦的江南园林风格，被批评与北方地貌、植被、环境均不吻合；造价高昂，被批评铺张浪费。一系列批评文章纷纷出炉，一时间，北京西郊15公里处的香山饭店，眼见就要陷入一场漩涡。

  这样的漩涡，在20多年以后，还会在国家大剧院、鸟巢体育场身上重演。

  贝聿铭再次做到了其他建筑师无法企及的事情：面对愈演愈烈的批评文章，北京市政府一位负责人终于出面，劝阻、阻止了批评文章的愈演愈烈，在此干预之下，对于香山饭店的批评也逐渐平息，要知道，同样是贝聿铭在卢浮宫广场上设计的玻璃金字塔，至今仍是法国建筑界很多人批判的目标之一。

  这是因为香山饭店是中国转折中的香山饭店，它和贝聿铭的结合，更多的是一种符号，向世界传递着“中国开放”的信息。那位出面阻止批评的北京市负责人，有着全盘考虑的思维。

  从这个角度而言，贝聿铭是中国改革开放并融入世界的受益者。

  6

  即便引发了诸多的争论，但这并不能否认，贝聿铭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中，很好地处理了建筑和环境的关系，香山饭店的高度不高，掩映于香山之间，并不突兀。“高度”，一直被在北京的贝聿铭看中，他总是坚持，“不能太高”。

  在多年以后，贝聿铭进行自我评价时，他始终认为，自己对《北京市区高度控制方案》是有很大贡献的。这个方案，是北京第一个对于建筑高度进行控制和规定的法定性文件，对北京的城市规划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  同样是在那个转折的1978年，贝聿铭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发表演讲，他说，“你们要更考虑周全些”，那时的北京，只有小规模的工程在进行建设，“我认为它的形式也不恰当。”贝聿铭所说的形式便包括高度问题，大学在20多年以后，贝聿铭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，记忆仍然清晰，他更具体地说“要考虑一下总体影响、考虑一下紫禁城这样的因素。”

  在贝聿铭的记忆里，自那以后，故宫周边就很少出现高层建筑，这让他颇为自豪。不过，在被问及北京饭店和东方广场时，他总是笑笑摆手，说“这个我不能批评”。

  7

  关于高度，贝聿铭也许也该做一下自我批评，因为，在位于北京西单的中国银行总部大楼上，他对高度妥协了。

  贝聿铭与中国银行颇有渊源。贝聿铭的父亲——贝祖怡——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创办者。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创办于1918年，那时候，贝聿铭才1岁。在67年后，贝聿铭受命设计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，年逾70岁的贝聿铭，罕见地采用类似于“刀片”的设计方案，这让当时的香港，为之震惊。

  攸克君有一位香港的朋友，他回忆，自己的父亲家，就在香港中银大厦的旁边。他的父亲很信风水，中银香港大厦刀片式的设计以及前卫的、明亮的玻璃全玻璃幕墙，当时让他的父亲——一位“老香港人”颇为光火，他在自己家的窗户上，朝着中银大厦的方向，挂上了好几面镜子，他说，要把“刀光”挡回去。

  在那个年代里，这是很多周边香港居民的选择。

  在又过了将近20年之后，贝聿铭受邀为位于北京西单的中国银行总部进行设计时，他坚信，自己决不能设计一座一如中银香港大厦315米高的大楼，他根据当时限高的规定，一直想把高度控制在45米以内，因为那里位于故宫只有不到3公里。

  那时，位于内城的恒基中心已经有110米高，在故宫东侧不远的东方广场，也已经突破了限高的要求，贝聿铭在面对中国银行总部进行设计时，北京内城的高度问题，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——从对建筑高度的崇拜，到对旧城风貌的保护，北京又已在一场转折当中。

  但是，最终，因为业主方的要求，中国银行总部大楼突破了贝聿铭最初涉及的45米高度线，达到了57米。这一点，贝聿铭在多年之后仍然遗憾，被提到这一点时，他总是说，“我没有盖那么高”。

  其实，贝聿铭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推脱，因为，他在中国银行总部大楼设计方案上的真正角色是顾问，真正的操刀者，是他的两个儿子——贝礼中、贝建中。但是，他没有这样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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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尽管突破的贝聿铭的“高限”，但他的两个儿子仍然遵从了他的另外一个建议——中国银行的总部大楼，一层开放，可供市民从中穿行。在那里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现代建筑中的合院意味。只不过，即便到今天，也少有市民真正知道，位于西单的中国银行总部一层，可供穿行。

  贝聿铭相信，无论一个怎样的建筑作品，都要与城市融合，而这座城市的居民，是最好的联结点。

  距离1999年在《在急速发展中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》共同签下名字，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。这份意见书上的签名者，已有做别人世：2006年，张开济与世长辞；2012年，罗哲文、华揽洪去世；2014年，周干峙撒手西去；一年之后，郑孝燮辞别人间。

  2019年5月，贝聿铭仙逝，享年102岁。在这份意见书上签字的泰斗们，剩下吴良镛和阮奇三了。

  贝聿铭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“定中”、“建中”、“仪中”，显然有着安定中国、建设中国、礼仪中国的含义。

  在让他获得巨大权力的香山饭店建好之后，贝聿铭却再也没有去过。现在，爬上香山向东望，一座庞大而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森林，就在那里，不远，也不近。（来源：攸克地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