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乐居财经 严明会
当物业费收缴率连续四年下滑,当物业撤场现象由个案演变为趋势,多地政府终于坐不住了。
近期,江西九江共青城市、柴桑区、武宁县,以及云南绿春县、屏边县等地相继发布倡议书,号召公职人员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,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,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要求“绝不拖延推诿、不打折扣、不搞变通”。武宁县更要求党员干部树立“花钱买服务”的消费理念,主动补缴历史欠费。
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基层也在制度层面同步发力,安徽省新修订的《物业管理条例》明确将“党建引领”法定化,安陆市出台地方物业管理办法,上蔡县推行物业管理公益模式——一场围绕物业费的“行政攻坚战”正在多地悄然铺开。
一切并非无风起浪。这道“红头倡议”背后,是一部城市小区治理困局的真实缩影。当物业费收缴率跌至历史低点,基层政府终究还是放下了“行政不越位”的克制。
然而,行政动员能解决“不交”的表象,却无法回答“不愿交”的根源,也无法替代物业行业自我革新的内生动力。
持续走低的收缴率,推至沸点的基层矛盾
过去四年间,物业费收缴率如同坐上了滑梯。
克而瑞物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,全国物业服务企业(500强)平均收缴率已从2020年的93%跌至2025年的71%,上市物企收缴率为78%,中小物企则普遍低于65%,部分甚至跌破50%。
相比之下,头部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。中物智库调研同时显示,2025年百强企业住宅物业费收缴率仅82.3%,较上年再降2.4个百分点。西南某地统计显示,小区物业矛盾已占基层主要矛盾总量的40%以上。
“下降”只是表象,撕裂的信任才是本质。
数据显示,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73.2分,较上年同期减少1.4分,创近年新低。
“响应不及时、标准不统一、解决不彻底”成为业主诟病的焦点,而大量物业费用去向不透明、公共收益被悄然挪用,更是业主拒绝买单的深层原因。
服务差所以不交费,但收费率越低服务质量也越差;服务越差,业主更不愿缴费。这样的恶性循环,正让许多小区陷入“越管越烂”的窒息困局。
当然,也确有一部分业主以‘服务瑕疵’为由长期恶意欠费,将个别问题扩大化为整体拒付,这同样违背契约精神。
收缴率持续走低的另一边,是“降费潮”与“撤场潮”同步上演,行业剧烈分化。
中指研究院《2025中国物业服务价格指数研究报告》显示,20城物业服务均价同比下跌0.23%,行业普遍承压。与之同步的是,2025年物业撤场项目达173个,其中64.7%为企业“主动撤出”或“到期不续”。
龙湖物业、中海物业、保利物业、万科物业等头部企业均宣布主动退出部分小区,而鄂州中海物业撤出双创之星小区、融创服务提交太原撤场申请等事件,更是直接将收缴率断崖式下滑与项目持续亏损推至公众视野。
有物企负责人直言,物业服务是准公共品但不享受国家补贴,市场化运作根本逻辑是计算投入产出比,“‘一刀切’的限价下,物业费甚至不足以覆盖很多小区的日常运维成本,退场反而成了理性的选择”。
但值得警惕的是,如果一个城市的住宅小区进入“物业真空”,会直接带来公共设施瘫痪、垃圾无人清运、电梯停摆、偷盗率上升,最终压力全部回收到基层政府和街道社区。
换言之,物业费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民事违约,而是社会治理成本转移的隐性起点。
问题的核心是意识,更是对等契约
拆解多地的“红头倡议”,直指业主契约意识不足。
共青城市倡议书明确提出:“依法缴纳物业费,既是每位业主应尽的法定义务,更是维护小区和谐稳定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。”
柴桑区、永修县等地的倡议书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表述,纷纷号召党员干部争做主动缴费的“示范者”和依法维权的“理性者”。彭泽县更进一步,将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干部提拔任用、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。
但欠缴背后的核心原因,绝非“意识缺乏”那么简单。
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,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普通业主,有评论指出:“仅发文倡议公职人员积极缴纳物业费,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相反,可能让公众产生物业公司有人‘为其站台撑腰’的感觉,进而加剧对物业公司的不满情绪。”
但有一个问题是,物业费定价机制与服务质量之间缺乏有效的市场化博弈通道,很多小区的物业定价是开发商早期锁定的,业主几乎没有议价权;而当服务下降时,业主只能选择“拒交”作为唯一的博弈手段。这种“用脚投票”的方式,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失灵下的自救行为。
因此,公职人员即便咬牙带头缴纳了物业费,如果服务依然低质、账目依然模糊,他们同样会感到不公平。因此,行政压力只能维持一时的“表面履约”,无法真正重建物业与业主之间的信任循环。
对账才能付钱——这是市场经济中最朴素的交易原则。换言之,缴费义务的前提是服务价值的可验证性。当许多业主连物业费的去向都看不清楚,当物业服务满意度跌至73.2分的历史低点,当业主对收费标准与服务质量是否匹配心存疑虑时,强行灌输“缴费义务”无异于隔靴搔痒。
“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得是,市场的归市场,行政的归行政,法律的归法律。”
九江当地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其推出了减免空置房物业费的倡议、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等配套政策,这种“组合拳”的思路值得肯定。但行政倡议终究只是“催促履行义务”,如果没有同步倒逼物业履行好责任,终究难以治本。
物业生态重建,需有长效机制
物业生态的重建,不能只靠“倡议”,更不能只靠“带头”。观察舆论场,这是一个多数人在强调的观点。
从更高维度看,这是国家治理重心下沉过程中的典型社会试验。2025年“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”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,标志着物业管理从商业领域正式进入公共服务治理范畴。
从制度层面看,2025年住建部发布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,首次从国家层面统一物业收费规则;安徽等省份大幅修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,明确将党建引领和基层赋权法定化——顶层设计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:物业费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切口与试金石。
但真正治本的路径在于重建信任,在于构建一个透明、对等、公平的物业治理生态。
推动物业收支透明化,将公共区域的广告收入、停车费分成等纳入专管专账,严查瞒报挪用行为;推广物业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机制,让业主参与定价与评价,避免“小事拖炸、酿成全面停缴”;建立司法渠道介入物业纠纷的常态化路径,将服务瑕疵减免规则、恶意催收的法律后果和恶意欠缴的追偿机制进一步法定化……
围绕物业费治理,已有一些先行者开始探索治本方案。
比如武汉市已对超40个小区主动下调物业费,青岛、重庆等多个城市的百余个项目降幅普遍在10%到35%之间。
河南上蔡县探索物业管理公益性模式,在购房合同中明确治理模式与薪酬制收费,把物业服务纳入新建住宅品质评价体系。
湖北十堰某小区通过党建引领实现物业费结余,2025年向每户业主发放200元红包。物业生态重建,需要更多制度创新和市场智慧。
物业费不是一个简单的“谁欠谁”的民事问题,而是映射社会诚信、行政边界和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镜子。
让契约履行基于信任而非行政施压,让市场决定价格、法律解决违约、透明重建信任,这才是化解物业费困局的终极逻辑,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答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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